周建军急了，一把拉住强子的胳膊：“强子!强子你听我说!她胡说八道的!她不敢!这事能解决!肯定能解决!”

“解决?怎么解决?”我冷笑一声，往前一步，直接戳破他的幻想，“周建军，是把我也弄死，然后你就能顺利回城，再娶个高官女儿吗?”

“你胡说什么!”周建军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猛地扭头对我嘶吼，眼神里却闪过一抹无法掩饰的惊慌。

强子听到这话，脸色更古怪了，看周建军的眼神都变了，使劲甩开他的手：“行了建军!我看你今天这事是真不方便!我先走了!等你啥时候家里捋顺了再说吧!”

说完，他几乎是逃也似的，拎着包就往外走，钻进那小轿车，发动机轰鸣着，一溜烟就开没了影，留下车尾气喷了我们一脸。

院子里死一样的寂静。

王秀英一**瘫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开始嚎：“完了!全完了!我儿的前程啊!就让这个扫把星给毁了啊!我不活了啊——”

周建军没理他娘的哭嚎，他慢慢转过身，眼睛血红血红的，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一步步朝我逼近。

“林兰芝。”他的声音嘶哑，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，“你非要做得这么绝?”

“绝?”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寸步不让，“比起你们母子对我做的，这才哪到哪?”

“你以为拦着我不让回城，你就能有好日子过?”他牙齿咬得咯咯响，“你信不信，我让你在这村里也活不下去!”

“试试看啊。”我笑了，“周建军，你现在除了无能狂怒，还能干什么?打我?杀了我?你敢吗?”

我凑近他，压低了声音，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祈祷我长命百岁。我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早就写好的信，第二天就会寄到知青办，寄到报社，把你们周家那点龌龊事全抖出去!咱们谁也别想好过!”

周建军的拳头攥得死死的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，胸膛剧烈起伏，但最终，那拳头还是没有落下来。

他死死瞪了我足足有一分钟，猛地转身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鸡食盆，咣当一声巨响，吓得王秀英的干嚎都卡住了。

他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屋里，把门摔得震天响。

我知道，暂时的，我又赢了。但我更清楚，周建军绝不会就此罢休。他就像一条毒蛇，暂时缩了回去，只会等待更致命的机会。

我不能等他出手。

我得更快，更狠。

之后几天，周建军彻底沉默了，阴着脸进进出出，几乎不跟我说话。王秀英也消停了，只是看我的眼神更加怨毒，像淬了毒的针。

我不管他们，白天更加拼命地跑山里、跑县城。刘姐的第二批货到了，这次除了发卡**，还有几块便宜的电子表和几盒流行歌曲的磁带!

这些东西在县城简直卖疯了!特别是电子表，那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几乎抢破头!利润比山货高太多了!

我的小金库迅速膨胀起来。我把钱分开藏好，一部分继续进货，一部分留着当底气。

但我知道，倒卖这些小打小闹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政策的风向随时会变，而且太扎眼了。

我得有个正经的、能见光的营生。

一天下午，我从县城回来早些，路过村口那间废弃的知青点老房子。房子很破旧了，墙皮脱落，窗户也没几扇好的，但地方够大，院子也宽敞。

我心里一动。

晚上，等周建军又阴沉着脸吃完饭想回屋，我叫住了他。

“周建军，我们谈谈。”

他脚步一顿，不耐烦地回头：“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”

“关于钱的事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
他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明显在意了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想活动关系回城更是需要大把的钱。

“村口那间废弃的知青点，”我直接说，“我打算租下来。”

“你租那破房子干嘛?”周建军皱紧眉头。

“开个代销点。”我说出早就想好的计划，“卖点烟酒酱油火柴，顺便收点山货，乡亲们也方便。”

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有了这个据点，我就能更名正言顺地收山货，以后刘姐那边来的时髦东西，也能偷偷混着卖!而且人来人往，能听到不少消息。

周建军愣了一下，随即嗤笑：“你以为那么容易?本钱呢?手续呢?谁给你办?”

“本钱我有。”我看着他，“手续……你去办。你不是认识公社的人吗?你不是有文化会说话吗?这事办成了，每个月我给你……抽成。”

我抛出了诱饵。我知道，对现在极度缺钱又无计可施的他来说，这是个难以拒绝的条件。

果然，周建军的眼神变了，从嘲讽变成了惊疑和算计。他死死盯着我，似乎在判断我话里的真假，以及这背后的意图。

“你哪来的钱?”他怀疑地问。

“这你别管。”我打断他，“你就说，这忙，你帮不帮?能弄来营业执照，代销点开起来，每个月赚的钱，分你一成。”

周建军沉默了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子，显然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。让他这个自视甚高的大学生去求人办这种“个体户”的执照，无疑是打他的脸。但……钱，还有这也许是暂时稳住我、甚至摸清我底细的机会……

“两成。”他讨价还价。

“一成半。”我寸步不让，“不干就算了，我找别人。”

“……行!”周建军几乎是咬着牙应下来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“我去试试。但你最好别耍我。”

成了。

我心里冷笑。周建军，你就乖乖给我当第一块垫脚石吧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周建军果然拉下脸面，开始往公社跑。他到底还有些同学关系和老知青的情分在，虽然过程肯定不顺利，但几天后，他居然真的把那张盖着红戳的“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”拍到了我面前，脸色臭得像茅坑里的石头。

我仔细检查了那张纸，确认无误，小心收好。

“钱呢?”他冷着脸问。

我从怀里数出十块钱给他：“这是跑关系的花费和你的辛苦费。至于分成，等代销点赚了钱再说。”

他一把夺过钱，哼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我立刻行动起来，拿出大部分积蓄，简单修缮了那间破房子，打了货架，又通过刘姐的关系和之前卖货的门路，进了一批最紧俏的日用百货和烟酒，甚至还要了点便宜的花布和胶鞋。

很快，“芝姐代销点”就在村口悄无声息地开了张。

开业那天，没放鞭炮，没请客，但我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价格标得清清楚楚，比供销社稍微便宜一点，或者不要票。

村里人一开始还观望，后来发现我这东西全，价钱也公道，特别是晚上供销社关门了，我这儿还亮着灯，渐渐就有人来买东西了。我态度好，有时还能让他们用鸡蛋、粮食换点急需的盐和火柴，方便了不少人。

生意慢慢上了轨道。

我白天看店，偷偷把南方来的时髦东西掺着卖，晚上就整理收来的山货，联系县城的买主。钱像流水一样，虽然细，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。

我藏起来的存折上的数字，越来越长。

周建军每个月准时来拿他那一成半的分红，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。他看着我越来越从容，代销点越来越红火，村里人对我态度也越来越好，而他，却只能像个讨债的一样，每个月从我手里拿走那点“施舍”。

他的不甘和怨恨，几乎要溢出来。

我知道，他快忍不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