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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公司召开了紧急会议。

会议室里坐着品牌负责人、法务和几名公司高层。

他们反复强调一句话。

“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需要规避风险。”

原定由我担任开场模特的大秀换了人。

两个已经拍完的广告被无限期搁置，还有品牌直接发来解约函，要求公司赔偿损失。

经纪人替我争辩：“警方已经重新立案，她是受害者。”

品牌负责人皱着眉回答：“可舆论不关心最终真相。我们不能拿整个季度的宣传预算陪她等判决。”

我被要求暂停所有工作。

离开会议室时，几个同公司的模特看见我，立刻停止了交谈。

那种目光我太熟悉了。

怀疑、同情，又害怕受到牵连。

回到家，我发现楼道墙壁上被人喷了红漆。

“骗子。”

“杀人犯。”

房东委婉地问我，能不能暂时搬走。

她说附近有记者和网红蹲守，已经影响到其他住户。

我没有为难她，当天晚上就收拾了行李。

三年前，因为徐家的打压，我找不到正式工作。

三年后，我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，又因为徐家迅速崩塌。

经纪人陪我住进酒店，不停刷新网上的消息。

“佳宜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怕。”

我没有逞强。

“我怕案子输了，也怕以后再也不能走秀。”

“可如果现在低头，我会更怕。”

凌晨一点，一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发布了视频。

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。

她说自己是当年参与急救的护士。

“秦佳宜被送到医院时，手腕、颈部和大腿内侧都有挣扎造成的伤痕。”

“她刚刚恢复意识，就一遍遍告诉我们有人要强迫她，是她为了自救才拿刀反抗。”

护士拿出了保存至今的值班记录。

记录里写着我当时说过的话。

那是最痛苦的一段记忆。

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。

护士红着眼睛说：“我不知道法律最终会如何认定，但一个从四楼摔下来、刚失去左腿的姑娘，没有必要在那种时候编造谎言。”

视频很快被转发了几十万次。

越来越多医护人员、法律工作者和残障人士站出来替我说话。

还有一些遭受过伤害，却因为没有证据而沉默多年的女孩，开始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经历。

她们用同一个话题。

“相信她不是因为她完美，而是因为证据应该被看见。”

舆论第一次不再只围绕我是不是无辜。

人们开始质问，当年的监控为什么消失，徐家又为什么急于用钱和资源让我闭嘴。

凌晨三点，警方发布简短通报。

案件正在依法调查，任何人不得通过网络威胁、侮辱当事人或干扰司法程序。

我以为自己终于能喘口气。

可天亮时，奶奶突然打来电话。

她声音发抖。

“佳宜，家里来了几个人。”

“他们说，只要我替你签个字，你就不用坐牢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