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

“晏如，爸求你了，回个电话。”

爸爸不知道怎么弄到了我的新邮箱。

邮件的标题是“爸爸想你了”，正文只有一句话加上述的那段语音转文字。

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“求”这个字。

二十二年来第一次。

如果这个字早十年出现——不，哪怕早一年——可能我现在还坐在那个客厅里，继续当传声筒。

但没有。

它晚了。

晚到我已经不需要它了。

我没有回复那封邮件。

当天下午，研究展的后续反馈出来了。

导师在办公室跟我说话，语气带着少见的郑重。

“晏如，有一家出版社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。他们想以你的自传民族志为蓝本，出一本面向大众的心理学读物。合同我初步看了，条件很好。”

“什么出版社？”

“本地一家中等规模的学术出版机构，但他们在东亚心理学领域的影响力不小。他们尤其看中你写的那个章节——‘座位理论’。”

座位理论。

这是我论文里最核心的概念。

每个家庭都有一张无形的餐桌，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。有些位置在桌子上，有些在桌子外。

被安排在桌外的人，往往是最早学会自己吃饱的人，也是最后才意识到自己饿了的人。

“我考虑一下。”

回到公寓，打开电脑。

邮箱里又多了几封邮件。

妈妈的。

标题是“晏如回来吧”，正文两行字：

“妈知道以前对你关心不够，但你一个人在国外不安全。回来，我们好好谈。”

好好谈。

跟当年让我去客厅调解时说的话一模一样。

区别在于，那时候“好好谈”是让我去听别人的问题。

现在“好好谈”是因为他们终于发现——没有我，问题解决不了了。

紧接着是小妹的。

出乎意料，她没有用以前那种威胁的语气。

邮件很短：“二哥，爸天天抹眼泪，你回来吧。对不起上次偷看你电脑的事。”

她道歉了。

但道歉的原因是“爸天天抹眼泪”。

不是“我伤害了你”。

她的道歉是为了让爸爸不哭，不是为了让我不疼。

逻辑还是一样的。

我还是工具。只不过工具的形态从“传声筒”变成了“止哭药”。

关掉邮箱。

陆清晏发来消息：“晚上有个华人学者的分享会，要一起去吗？讲的是跨文化心理适应。”

我回了个好。

分享会在学校东校区的报告厅。

主讲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华人心理咨询师，在温哥华执业十五年，专做东亚家庭议题。

她讲了一个案例。

一个华人家庭的父亲，在儿子离家出走三年后，第一次走进咨询室。

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走。”

咨询师问：“你知道他最喜欢吃什么吗？”

父亲愣了很久，说：“他......好像不挑食。”

咨询师说：“不挑食的孩子，往往是不被在意吃什么的孩子。”

报告厅里安静了三秒。

我坐在后排，手指掐进了掌心。

散场后，陆清晏跟我并排走在路上。

“你还好吗？你中间有一会儿呼吸节奏变了。”

心理学学生的观察力有时候是一种诅咒。

“我在想一件事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爸给我发邮件了，说想我。但他没有问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。没有问我吃什么，住哪里，冬天够不够暖和。他只说了一句：求你回来。”

陆清晏走了几步，说：

“那他想的是你，还是你回来之后他的生活？”

我没回答。

因为答案太清楚了。

回到公寓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
打开电脑，给出版社回了邮件，同意签约。

在正文概要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：

“本书不匿名。作者实名。”

这本书出版的那天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

不是因为我想报复。

是因为那些躲在被子里听父母吵架的孩子，那些坐在餐桌最里面位置的老二，那些被叫“懂事”实际上是被漠视的人——他们需要知道，这不是他们的错。

而我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这句话的人。